《杀马特我爱你》聚焦了二十一世纪初一群年少即离开农村去往大城市打工的辍学青年的生存现状。自1983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取消了对国内迁徙的限制，基于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乡村资源的匮乏，以及乡村地区较高的平均生育率导致迁入城市的人数大幅增加。而到了2006年左右，这些农民工的二代也相继走出农村，企图在沿海城市有一番自己的成就。然而由于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上的劣势，最终还是带来了他们与城市主流生活之间的流离。为了寻求一份踏实的归属感和自信，杀马特群体由此产生。
纪录片中有几位杀马特说道“又脏又累，还没有安全保障。我这个手还被机器搞到了，什么都不赔，就连生活费都不给。然后后来去找老板，老板说你爱做不做啊。我当时连劳动局是什么都不知道，很单纯的。”“房子在哪个位置都找不到。”“相信路上借钱的骗子。”这样对于社会秩序和城市环境的无知为厂长和城市人提供了欺压的便利，也进一步将这些人群笼罩在制度性排斥的阴影，推向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杀马特们还说道，“就喜欢出众，就喜欢被关注。”杀马特们头顶奇特的造型，配上鲜艳的颜色，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作为城乡二元格局之外的“第三元”，他们既不被城市秩序所接纳，也不被城市文化所吸收，同时也不愿退回到原本的乡村生活中。他们不被城市认同却也不想认同乡村。《风格的反叛》一书中，作者梅利认为：“整个青少年的发展因为几乎没有产生出什么结果而具备了更多的美感。他们在最纯粹、最富想象力的时期表现了创新冲动。”青春期自我意识的抬头，残酷的工厂环境和离散的传统家庭之间构成的紧张关系，也正是杀马特夸张外形下真实的内心风景。他们相较于周围的大环境趋于边缘化。
纪录片选择了旁观的视角，将编排痕迹最大程度地隐去。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没有跟拍，也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杀马特们自己在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当下。素材基本都来自导演对杀马特的采访，以及他采购的那些工厂小视频，再配上一些他从杀马特QQ空间里收集来的历史照片。他尽可能地削弱了导演的存在感，把话语权还给了杀马特们。这样的弱结构听上去琐碎，但导演成功地将讲述变得流畅，使纪录片显得更为真实可靠。导演曾介绍道“这个片子随时都可以中断，随时都可以去思考，就是告诉你，我这个不是电影，不是看戏。”这种布莱希特式的处理让观众与影像之间一直保持紧张关系。猎奇心理退散后，问题意识得以浮现。赤裸裸的现状摆在观众们的面前。视频中吵杂的工作环境，压迫的老板厂长，高压的生活，无保障的生活条件，通过杀马特们的直观的语言神态以及外貌等的信息传达，这些边缘人物的苦衷和心酸被一一叙述，他们心中的困境也因此得到直接的彰显。他们不被主流文化所认同，也没有能力表示自己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他们至始至终都是一群被迫销声的漂泊者社群。
我们常常说我们应该怀有一颗包容的善良的心，可我们真的做到了么？我们甚至不能忍受一点点造型上的改变。当我们在谩骂当时盛行的杀马特时，或许我们其实是在恐惧边缘。而边缘也正在慢慢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些害怕孤独和争取存在感的底层人民，我们唾弃的如同刺猬一样的发型给了他们生活的勇气，也是他们寻求关注的最后信号。“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这样看来，这句话在当时污名化横行的社会或许是很对的。
或许打破最根本导致如此现状的城乡二元机构是国家才能做到的，但是作为物质生活最为富裕的千禧一代，马斯洛人类需求五等级的高层会是我们需要一直追寻的——尊重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许我们不用亲历人世间各种疾苦，但是我们一定需要的是强大的共情能力去感受社会上的每份冷暖。
富士康的宿舍楼绕着镜头旋转，他们的刺猬头绕着铁丝旋转。井底太深，楼房太高，那是他们直立的头发怎么也填补不了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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